“笨得像猪”、“蠢死了”……老师脱口而出的辱骂词句，曾是许多孩子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，在最近新修订的《浙江省未成年人保护条例(草案)》中，这些有损未成年人身心的“语言暴力”将构成违法。


　　教师对学生采取“语言暴力”当然不妥，但是立法规定教师辱骂学生违法，却也不啻笑谈。语言本身就是个主观性很强的东西，在具体的语境里会表现出不同的含义。譬如“打是亲，骂是爱”，“大坏蛋”在情人眼里也许是“可爱的宝贝”的意思；当然反过来，就是不吐脏字，也可能构成骂人。此其一。


　　其二，即便就是教师对学生采取语言暴力了，这也是个师德范畴的事情。卢梭在《社会契约论》“法律的分类”一节中曾写道：“与这三种法律（政治法、民法、刑法）共存的，还有第四种‘法律’，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。这种‘法律’，既不可能铭刻在大理石上，也不可能铭刻在铜表上，而是深深地铭刻于人们的内心深处……它可以保持一个民族按照它应有的方式发展，而且可以不知不觉地在社会生活中，逐步用习惯的权威来代替暴力的权威。我这里所说的就是道德品性、风俗习惯、尤其是公共的舆论……”——在这里表明了作为“第四种法律”的道德与其他三种法律的区别。前三者所赖以维持的力量是趋于外在的，刚性的；而道德所赖以维持的力量，则是偏于内化的，软性的。


　　而今既是将“语言暴力”的禁用入法——“铭刻”上“大理石”或“铜表”了——“有法可依”了，那么接下来自然也就是该做到“有法必依”“执法必严”“违法必究”。——要是有教师对学生采取“语言暴力”了，又如何在法律层面进行追究、惩处呢？难道可以是仅凭学生的一面之辞——“人言如何即如何”？法治社会，可是凡事讲证据的；声随时逝，如何取证？


　　既然将“语言暴力”的禁用入法会在操作层面带来一系列的难题，而并不具可行性，那么，如此入法，只会消解法律的刚性，损蚀法律的权威；同时也是在浪费立法资源。而既淆乱了法律和道德的界限，其结果只怕大略会如费孝通先生在《乡土中国》“无讼”篇中所说的：“法治秩序的好处未得，而破坏礼治秩序的弊病却已先发生了。”法律的归法律，道德的归道德，——一些立法者，当从“法律万能癖”中解脱出来！